谢觉哉为何捏这“三把汗”

来源：学习时报  叶介甫
  
 

    被誉为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、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。晚年，他写过一首诗：“行经万里身犹健，历尽千艰胆未寒，可有尘瑕须拂拭，敞开心肺给人看。”诗中表达了他光明磊落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。

为身在群众心却不在捏“一把汗”

    延安时期，谢觉哉在工作中经常提醒大家，遇事要想一想，不要以为我们是从群众中来的或曾和群众接近，就已了解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，如果说不出所以然，身在群众心却不在，就应该捏一把汗。又应该检查一下，我们对于已知的实际是否已深入分析，掌握它的规律，把它明确地提到了计划上来。如果没有，那更应该捏一把汗，赶快学会动脑筋，从各方面思考，找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办法。

    1955年6月，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期间，针对国家部分地区出现灾荒的情况，亲自到困难群众家中走访。一次，他不要当地干部陪同，只带了秘书，随意走进一户农家。这户农家大小七口人，正围在一起吃饭，见来人不像当地干部，急忙将正吃的饭藏了起来。谢觉哉拉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：“我还没有吃饭呢，让我在你家吃顿饭吧。”主人推脱饭不多，要为他另做，他执意要同他们一起吃，主人只好给他盛了一碗。他吃了几口，感到越吃越不是滋味。询问了主人后，才知道这是用棉花籽和红苕面拌在一起做的，实在难以下咽。主人是一位老大娘，见谢觉哉真的吃下去了，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，两个才几岁的女孩也跟着哭。谢觉哉安慰他们说：困难是暂时的，只要挺起腰，就能战胜困难。临别时，他要了一点刚吃过的饭，包在手帕里，装进衣袋。

    回到驻地，他召集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开会，从口袋里拿出手帕中包的棉籽红苕饭，语重心长地告诫当地干部：我们要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，要了解他们的困难。我知道，现在国家也很穷，又在遭灾，群众生活不好过，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但我们越在这个时候越要去群众家中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不要在困难的时候不敢接近群众，怕惹麻烦，躲着他们，这是要不得的。如果我们去了，群众心就安了。通过走近群众送去一声问候，一点鼓励，群众就能在困难和灾荒面前，挺起腰杆子，就能体谅国家困难，更能体现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啊！

为官僚主义作风捏“一把汗”

    谢觉哉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，曾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官僚主义如果任其漫延，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失去一分威信，就留下一个污点，就失去一片民心，这可怕的后果想起来就捏一把汗。”他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要扫尽官僚主义的心情，诗曰：“政情民隐应常通，咫尺间如隔一城，安得浮云都扫尽，长安虽远若门庭。”

    这里，谢觉哉称民间疾苦为“民隐”，喻中央为“长安”，喻官僚主义为将中央与群众隔绝开来的“浮云”。本来，中央与群众近在咫尺，经官僚主义作怪，有如一堵城墙，使之隔开，一经把官僚主义扫清，中央与群众关系密切，就有如门庭若市了。

    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，他提出部长、副部长、司局长要亲自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。一次，一位老人来访，话还没有说就伤心地哭了。谢觉哉一边劝慰，一边叫通信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，请他歇一会儿再讲。老人非常激动，拉着谢觉哉的手说道：“您这位老同志真好啊！一时解决不了问题，我心里也舒服啊！”

    1955年6月的一天，他来到一个正在加固黄河河堤的抢险工地，紧紧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，问道：“您多大年纪了，也来修堤防灾？”那位老人热泪盈眶地抚摸着谢觉哉那雪白的胡须说：“咱俩的年纪不相上下吧，您能亲自看我们真不容易啊！”

    1957年3月，谢觉哉回到阔别30年的湖南老家宁乡访问。县里为了他的安全，派出公安人员跟随保卫。他发现后再三劝阻，说这样使群众不敢接近，要求立即撤掉。当他回到故居沙田肖家湾时，公安局局长又亲自带领公安人员在他的房前屋后布岗，使有些群众想看他也难以进门。谢觉哉知道后，批评局长，要求他立即撤走岗哨。这样，大门敞开了，群众也向他敞开了心扉，毫不隐瞒地向他谈了许多农村当时存在的问题，特别是乱砍滥伐的问题。

    从宁乡回到北京，他亲笔写信给宁乡的各级干部，教育他们一定不要讲假话，不要有官僚主义作风。

为判错案件捏“一把汗”

    1959年4月，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

    谢觉哉到任后，针对某些法院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。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，把案子办得更准确、更细致、更踏实，做到不纵、不宽、不漏、不错。反对“逼、供、信”等，是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，也是保证提高办案质量的先决条件。

    当时在各地法院，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。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：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。院长、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要亲自办几个案件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杀人一定要慎重，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，杀掉就不能再安上，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。”

    1961年，云南报来一个案子，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女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。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，他们都认为这个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要判处死刑。接着，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，发现如下几个疑点：第一，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，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；第二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，为什么有人中毒，有人没有中毒，缺乏鉴定材料；第三，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？如故意的，大家叫她吃时，她完全可以挑选些无毒的吃，就能掩盖此事，而她并没有这样做。谢觉哉想，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的情况下草率判决，有没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呢？为慎重起见，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，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，再把材料送来。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，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毒无毒，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，当时她自己之所以没有吃，是因为捡菌子时，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，煮熟已经吃饱了，并不是其他什么原因。于是，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，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。

    通过这一错案的纠正，谢觉哉告诫法院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，他说：“我真为你们不认真看案卷，不分析案情，出现这样的错案，失去人民对法院的信任捏一把汗啊！”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挽回不良影响，不可疏忽大意啊！”